石油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因此，期货价格走势是石油市场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原油供给和需求、石油公司的成品油供给、自然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等外部不确定冲击、库存、美元汇率波动、投机资金的流动等等。每个时期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不同。例如，中国需求因素、美元贬值因素、中东局势等都在一定时期成为影响油价的主要因素。

七月中旬以来的价格暴跌进一步印证了人们关于投机造就高油价的猜测。而我们看到，短期之内大量的卖空资金涌出期货市场确实导致油价暴跌。在此期间，供需基本面等因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问题在于，预期发生变化了。这次下跌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和预期。根据IMF的预计，2008年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4.9%大幅降至3.7%。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长速度为1.9%，虽然高于第一季度，但低于市场预期的2.3%。这说明美国经济疲软的态势可能会持续。日本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GDP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分别为1%和2.8%，符合市场预期。但失业率达到4.1%之高，已经连续三个月高于4%。在经过若干年通货紧缩之后，日本核心CPI上升到1.9%。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核心CPI增速上升则引发了市场担忧。欧洲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由于美国经济下滑一般滞后一年反映到欧洲，所以市场对欧洲未来一年的经济走势也并不乐观。作为世界经济的另一架引擎，中国经济也出现增长放缓。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表明，年初制定的“双防”目标已经开始让位于“一保一控”。

实际上，仅仅从需求增长的角度是无法解释油价暴涨的。过去五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不足1％，但价格却上涨了四五倍。即便不用美元而是用欧元或人民币来计算，油价涨幅仍然惊人，并超过历史水平。对美元贬值以及通货膨胀的预期使得大量的投资基金选择长期投资规避通胀风险。而短期内又有大量的投机资本利用各种题材炒作或预期进入石油市场，放大了油价上涨的趋势。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汉密尔顿指出的那样：卖出到期合约的投机者发现，不断增加的期货购买量转化为不断增长的期货和现货价格，可导致自我实现的预期和投机。

预期影响投资者行为与金融市场的自身特点有关。除去套期保值头寸，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是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只要认为有利可图，资金就会根据预期做多或者做空。因此，从较短的观察尺度（比如几个交易日或者一两周时间内）来看，预期的变化确实会导致资金的流进或流出，进而影响石油价格。当然，一些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篮子大宗商品以对冲通货膨胀风险）并不一定在意短期的波动。只要通胀预期仍然存在，这些基金仍然会存在于金融市场。而新千年以来的原油大牛市就与这类基金长期存在于市场并持续做多有关。

意大利学者克劳曾经说，石油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不确定性。因此，关于未来油价的走势，确定观察尺度非常重要。如果用十年的眼光来看，十几个交易日的下跌没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投资者或者投机者来说，长期的观察尺度也没有意义。正如凯恩斯的那句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如果从未来几个月的观察尺度来看，不排除在未来几个月伊朗局势有恶化的可能。一旦这种预期成为市场共识，油价必然重新回到上升通道，甚至再创历史新高。就我个人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

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拉兹洛说过，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从投机与油价波动的关系来看，预见（预期）也在不断地创造未来。石油市场正是如此。

　　虽然八国在减排的基准年份上做起了文字游戏，但落实了去年峰会的声明，总算有了一定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绿色组织的敦促下，美国改变了立场，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做出了减排承诺。

　　不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依然没有跳出"囚徒困境"的窠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达成共识。会后，与会的五大发展中国家也发表声明指出，发达国家应在2012年后率先减排，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5%至40%，2050年减排80%至95%。

　　实际上，八国集团均未能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根据Ecofys 咨询公司《2008年八国集团气候评分卡》，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防止全球气温升高超过2摄氏度而实现了所要求的减排量，尤以美国表现最差。目前来看，八国集团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非常困难。因此，五大发展中国家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减排没有意义。而且，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减排目标区间跨度过大，也不利于激励这些国家减排。

　　发展中国家是否也需要承诺具体的减排义务并公布减排时间表不是什么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者说道义问题。富国应当承担减排的主要责任，这毫无疑问。连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也说，有三种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成本必须由高收入国家承担：第一，是他们导致了目前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们的人均排放量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他们有能力承担这样的成本。全球现有的人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五分之三是由高收入国家造成的。2004年，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5倍，印度的17倍。

　　要实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光靠征收碳税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不够的，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实现合作。理由很简单：你们富国把气候弄成这个样子，凭什么让我们来买单？

　　但问题在于，没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减排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全球减排的时间越晚，需要减排的数量就越大，减排的手段也需要更为激进。时间不等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进来，到时候受害的是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

　　中国是比较特殊的一员。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人均排放低，总量排放和增量排放高，中国对减排计划的态度既可以是保守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也可以是激进的--坚持G8的立场。中国既可能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也可以选择积极主动的立场。如何选择，完全取决于我国对外部环境和基本国情的判断。

　　我不赞成用阴谋论的思维来看待国际上的减排压力。稍早时候，我曾去参加中国外交学会与英国气候组织举办"高端对话：全球气候变化趋向与中国未来低碳之路"。当时有人问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怎么做？布莱尔表示，西方社会希望得到中国一个可置信的承诺，以表明中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大意）。东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往往习惯于努力做，但还没有习惯努力说。而西方社会是很在意我们怎么说的。在我看来，有时候在国际场合，怎么说其实也挺重要的。实际上，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气候变化。但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没有就减排的中长期目标做出承诺，也没有公布中国实施减排的时间表。

　　长远来看，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良好的国际环境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承担国际义务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同时，中国需要利用这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国内改革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减排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是可以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的。

　　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很大。西方大国的总统、总理们来到中国就谈气候变化，在国际场合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毕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第一还是第二有点争议），增量排放最大的国家。未来我们很可能还会面临诸如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的限制。这些措施到最后可能是逼着我们不得不减排，走低碳经济之路。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更主动些呢？而对于我国决策者来说，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决策，而是一个长远的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