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建立中国自己的标杆油价正面临难得机遇。作为亚洲原油标杆的印尼塔皮斯(Tapis) 和马来西亚米纳斯（Minas）都因为现货供应量的减少而逐渐失去标杆价格的地位。这样亚洲在石油标杆价格方面出现了真空，不得不用欧洲的布伦特石油做标杆价格，中国可以利用通过成品油或原油交易平台来产生一个反映国内供需情况的标杆价格来填补这一真空。另外，纽约商品交易所的WTI价格作为全球油价的标杆价格饱受诟病，因为它过多地反映位于内陆地区库兴（Cushing）交割点的当地供应与库存状况，且很容易受到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世界石油市场也需要一个反应石油消费大国供需情况的标杆油价。

第一，在缺少市场主体多元化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基础上建立石油交易平台和标杆油价。这一平台的建立需要具备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能源市场交易主体的多元化、良好的法律保障、先进的信息服务平台支持、完善的合约交易程序和交割安排、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等等。目前，中国国内石油市场的交易主体还没有实现多元化，因此也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易市场，而人民币又不能自由兑换。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石油交易平台的建设，需要研究在这些约束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石油交易所。

第二，要大力推行石油交易的人民币结算。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十分重要，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是美国保证美元霸权的重要机制，但对于非美国家则面临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此前，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了改变美元作为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尝试，如伊拉克、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中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与我国一些重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国实行易货交易。由于美元欧元等都出现大幅度变动，人民币作为比较稳定的货币，已经实现了局部的国际化。中国可以探索中国与周边国家国际贸易结算的人民化，推动与重要石油来源国实现石油交易的人民币化，并给予这些国家保证人民币清偿能力的承诺。

第三，寻找适当时机，继续完善中国的商业石油储备体系，并通过这些储备量的变化，来反映中国市场的供需情况，使得中国的商业储备信息像美国的商业储备信息一样影响国际油价。同时，利用外汇储备增加中国在石油市场上的话语权。中美两国在外汇储备问题上不只是利益相关者，而是利益共同体。这就需要中美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其他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加强合作，同舟共济。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可以寻找更多的合作基础，采取更加步调一致的政策，寻求互利共赢的模式。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比如中国在非洲的石油投资、对跨国能源资源公司的并购等，中国可以寻求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并可以单独或与美国一起在涉及到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和治理方面的问题上施加更大影响，增强中国在石油市场的话语权。此外，应探讨更有效地利用巨额外汇储备的途径，包括拿出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到涵盖油气、煤电、新能源等能源资源领域，利用外汇储备推动我国能源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的规模与方式。应探讨成立政府能源投资基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更好的投资对象，同时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高资源保障。

第四，增强中国在国际能源与金融机构的影响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能源与金融市场的治理。可以探讨以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来参与国际能源署（IEA）工作的多种方式，与全球的主要石油消费国与生产国分享信息，治理和维护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IEA的成立改变了当时欧佩克单边定价的格局，中国的参与可以改变由发达国家与欧佩克之间制定游戏规则的格局。由于石油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对于中国在全球石油定价话语权的意义重大。

潇湘晨报个人专栏：

　　如果历史经验成立，那么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黄金和石油比价关系有可能继续呈下降趋势。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如果金价下跌，则油价下跌更快；如果金价上涨，则油价上涨更快。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为拯救经济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美元泛滥和贬值的趋势非常明显，这就意味着后一种判断，即金价上涨而油价更快上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管清友

　　国际油价从2月的30多美元暴涨至上周的近70多美元。5月，国际油价涨幅接近30%，成为1999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于是，关于油价未来的趋势，又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笔者在此试从另外一个角度——黄金与石油比价关系，来对未来油价走势做个简要分析。

　　黄金和石油交易都以美元计价，是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大宗商品。从历史数据看，金价和油价的波动存在一种非确定数字比例的正向联动关系。一般而言，金融危机时期，由于市场预期需求减少，油价往往走低，而由于黄金具有天然的避险和保值增值功能，人们更信赖黄金，黄金价格相对油价更为坚挺。

　　1971年之前，黄金与美元基本维持固定汇率关系。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黄金非货币化。从历史的长周期看，1900年至2007年，黄金和石油的比价关系在6.73至36.08间波动，最高和最低比价相差5.36倍，平均比价为20.39，其中1971年至2007年的平均比较为16.24。1986年至2009年1月的月度比价关系在6.64至30.11之间波动，最高和最低比价相差4.54倍，平均比价为16。

　　从具体的波动幅度来看，1971年至1973年，金价大幅上涨，上升幅度超过油价上升幅度，比价上涨。1973年至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比价大跌，金价、油价均上涨，由于石油禁运，油价在此期间上涨了三倍多，从3.29涨至11.58美元，上涨速度超过金价，金价从97.84涨至158.96美元，上涨1.6倍。1975年至1985年，金价和油价经历暴涨暴跌，两者比价振荡。

　　在1985年至1988年的低油价周期，比价大幅上升。1988年至1990年，金价下跌，油价上涨，比价下跌。1990年至1998年，金价和油价走势比较一致，比价总体维持震荡。1998年至2000年，金价和油价同时下跌，金价下跌幅度更大，比价下降。2000年至2008年，金价和油价走势比较一致，比价关系在7至14之间波动，特别是2003年以后，金价和油价都出现暴涨。2008年6月以后，国际油价暴跌，但金价相对比较坚挺，黄金和石油比价关系从6.64迅速攀升至2009年1月的20.60。

　　因此，大萧条和本次金融危机期间比价关系表明，金融危机时期，黄金和石油比价关系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这一判断基本成立。

　　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始于2008年7月以后，国际市场金价和油价当时表现出天壤之别，金价极其坚挺，油价一路暴跌。其中的原因大致有四：第一，美元自2001年以来剧烈贬值，人们更加信任黄金的避险功能，这与以往的金融危机没有什么不同。第二，近年来，关于恢复金本位制以及重新实现黄金货币化的讨论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投资选择。第三，各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趋势明显。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构成一国国际储备。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将外汇储备转化成为黄金储备。如自2003年以来，中国通过国内杂金提纯以及国内市场交易等方式，增加黄金454吨。目前中国黄金储备已达到1054吨，在各国公布的黄金储备中，只有6个国家超过1000吨，中国排名第五。 第四，油价处于石油危机之后最低迷的时期。1999年初，国际油价曾达到10美元左右的低水平。

　　但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黄金石油比价关系则正好相反，呈快速下降趋势。这不是因为市场不相信黄金，而是金价因人为因素下跌更快。当时，多家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抛售库存储备黄金。当时由于金价处于历史低谷，而欧洲各个央行为了解决财政赤字纷纷抛售库存黄金。为了避免无节制的抛售将金价彻底打垮，欧洲14个国家央行加上欧盟央行在1999年9月26日联合签署《央行售金协定》(Central Bank Gold Agreement，CBGA)，又称“华盛顿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在此后的5年中，签约国每年只允许抛售400吨黄金。5年后的2004年9月27日，央行售金协定第二期(CBGA2)被续签，而且考虑到当时金价复苏，因此每年限售数量被提高为500吨。

　　因此，中央银行的大规模抛售，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黄金市场金价下滑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黄金—石油比价关系异常的原因。所以，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黄金和石油比价关系的下降，应被视作是个例外。

　　金融危机结束后，黄金和石油比价关系会在经济恢复时期维持平稳，然后呈现下降趋势。大萧条时期金价不变，而油价上升，比价关系下降。但黄金非货币化后，金价不可能是固定的。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以后，黄金和石油比价关系也呈下降趋势。因此，这种下降趋势有四种情况：

　　第一，金价和油价都上涨，那么黄金价格上涨幅度必定小于油价上涨幅度。第二，金价和油价都下跌，那么黄金价格下跌幅度必定大于油价下跌幅度。第三，金价下跌，油价上涨。第四，金价上涨，油价下跌。按照历史经验分析，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如果历史经验成立，那么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黄金和石油比价关系有可能继续呈下降趋势。这一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如果金价下跌，则油价下跌更快；如果金价上涨，则油价上涨更快。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为拯救经济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美元泛滥和贬值的趋势非常明显，那么后一种判断，即金价上涨而油价更快上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就意味着，目前国际油价仍然处于低位，国际油价爆发性上涨的可能性很大（这种判断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不过，另外一种判断是，金融危机结束后美元持续走强，因为金融危机证明，欧洲、日本受到的冲击并不比美国小，那么，金价和油价双双下跌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此时，按照比价下跌的历史经验，金价下跌的幅度应该会大于油价下跌的幅度。由此看来，除了关注世界经济和石油市场的基本面以外，我们恐怕还需将更多注意力放在黄金与美元的走势上。

油价的波动总是出人意料，其背后的推手总是令人难以琢磨。老生常谈的那些因素，已经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是吗？很多媒体认为是需求复苏带来的上涨——据说是美国、印度和日本当天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均好于市场预期。这纯粹是为油价寻找上涨的理由——谁都知道这无法代表经济的真正复苏。而且就在4月中旬，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石油需求将为5年来最低，比2008年下降2400万桶，需求下降的水平相当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IEA认为，全球经济和石油需求双双走出低谷，将要等到2010年。

从供应层面来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9日宣布维持该组织的产量配额不变，也成加剧了油价的涨势的原因。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欧佩克要想做到限产保价是很难的。欧佩克限制生产必然要依赖于非欧佩克产油国，特别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俄罗斯。在欧佩克内部，成员国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从整个市场来看，非欧佩克产油国其实很希望欧佩克减产，而他们可以趁机扩大市场份额，增加收益。在欧佩克内部也一样，每一个成员国都希望其他成员国减产，而自己扩大出口。

唯一能够说得过去的解释可能就是美元贬值因素了。近一个月以来，美元指数已经下跌近8%，上周五又创出了近5个月来的新低。美金与黑金的反向联动关系再次得到了印证。而且，不仅是原油在上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几乎都出现连续上涨。这一现象表明，从供求关系去解释油价的上涨是不太可靠的。美元贬值乃至通货膨胀预期恐怕是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连续上涨的最直接因素。

今年年初以来，商品市场结束了恐慌性的抛售局面，市场信心逐渐恢复平稳，商品价格逐渐恢复到其应有的价值——我称之为负泡沫的终结。业内广泛的流传的一则消息称，在国际油价处在30多美元时，一些国际国内投机机构趁机囤积了大量原油。普遍认为，30多美元的原油价格实在是太值了。

从个人经历来讲，笔者参加了多次石油市场形势的研讨会，业内许多专家倾向于认为六七十美元的油价应该属于正常水平。而三四十美元的油价确实已经影响到上游的勘探开发和投资。因此，与其说是供求关系作用，还不如说油价在美元贬值的推动下回归了其正常水平。

实际上，从技术面来看，四月底的商品市场面临方向性的选择。市场最终选择上涨，这恰恰说明，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然形成，大量的资金重新流入商品市场规避通胀风险。

而同期道琼斯指数的涨幅远远小于主要大宗商品的涨幅，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波油价上涨是没有实体经济复苏和需求拉动下的上涨。

很显然，在世界各国经济刺激方案中释放出的大量货币和信贷资源正涌向资源类的商品市场。超发货币只能暂时抑制信用恐慌，对刺激经济走出危机没有作用。通货的膨胀几乎毫无疑问的会导致通货膨胀。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再次成为一些国家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组成原因。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将经历二战以来的首度下滑。即便按照我们的乐观估计，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那也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恢复过程。而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后经历的“滞涨”——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局面，扩张的货币政策失去了刺激成长的效果，而仅仅导致通货膨胀——则有可能再次出现。

而以往的经验表明，这些国际市场间的流动性往往是“奔波”于商品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其中最为稳妥的投资标的就是原油这样的资源商品。可以预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的资产价格泡沫可能会卷土重来。一旦这种情景出现，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都将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由于观察尺度和观察角度不同，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事件跨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或长波）、库兹涅茨周期（长周期）、熊彼特周期（创新周期）等。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大致分为外因论和内因论。外因论认为，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太阳黑子、战争、革命、选举、金矿或新资源的发现、科学突破或技术创新等等。内因论认为,周期源于经济体系内部——收入、成本、投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必然现象。当然，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必定是多重的、复杂的，因而很难从一个角度去解释经济周期。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的作者拉斯·特维德曾对历史上各种经济周期做了总结，他认为基钦周期是典型存货周期，平均4.5年，振幅相当有规律性；下降阶段平均为6至9个月，振幅有限。许多类似的下降并不会演变为经济衰退，只有使经济增长周期处于低迷。朱格拉周期是典型的资本性支出周期，平均9年，频率受创新、贸易自由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有变化；典型的衰退期会持续2至2.5年，振幅可能较大。库兹涅茨周期是典型房地产周期，平均18年，频率有变化且受利率结构化趋势的影响；典型的衰退期会持续3－3.5年，振幅大。一般来讲，在房地产开始兴盛后的15至16年时，市场疯狂动力衰竭，严重过剩，供给超过需求，通货膨胀也很高，央行则提高利率控制局面，房地产市场陷入停顿，而后便是崩溃。由此，债务紧缩、银行危机、经济危机。一个经济周期大约经历了四个存货周期、两个资本性支出周期和一个房地产周期。

　　不妨以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做个类比。如果按照拉斯·特维德的说法，把本次危机全面爆发的时间向前推18年左右，就会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18年左右的房地产周期基本成立。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西方主要经济大国发生了大规模危机，股市、楼市泡沫破灭。1987年，由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不断恶化以及中东局势的不断紧张，华尔街出现崩溃，全世界的市场均出现暴跌，危机直到1992年才得到缓和。而日本经历了股市和楼市泡沫破灭之后，滑了“失去的十年”。中国在同期也经历了一轮高通胀、高增长时期。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往前推18年，大致是历史上的石油危机时期。

　　从这个角度看，本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只是经济周期从繁荣向衰退的转换，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没有什么太多不同。早在两三年前，我们就预计会爆发金融危机，只不过没有想到发生在了美国，而且范围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过西方世界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考验，事实证明，只要采取的方法得当，我们是可以很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我们的冲击的。

　　金德尔伯格曾说，研究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投机究竟是市场稳定因素还是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市场是否总是理性的。传统的周期理论认为金融因素不会对真实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强调实物因素在经济周期生成和传导中的作用。然而，历次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证明，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影响十分显著，历史上著名的案例比比皆是。如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英国的南海泡沫以及我们经历过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体系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为界，在此之前，由于实行的是金本位或黄金——美元本位，世界经济的信用体系以黄金为标准或受到黄金制约，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要远远小于1971年之后。

　　1971之后，世界经济的信用体系失去约束，纸币本位下美元的泛滥成为常态，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很容易导致或加剧危机。比如，美国加息周期当中，由于大量资本从非美国市场流向美国，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就很容易爆发金融危机。加之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此后的金融危机既有经济周期转换的因素，也有金融系统本身的因素，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也加速了经济周期的转换。

　　从危机的性质和持续时间来看，如果由单纯的投机泡沫引发的危机，经济重新恢复所需的时间较短。如果投机泡沫引发金融系统危机，经济恢复需要数年时间。如果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则经济恢复需要的时间更长。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金融危机的发生成为常态，美元本位制下金融危机的轮回也几乎不可避免的。十七八年来一次大危机，七八年来一次中危机，三四年来一次小危机。这就如同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无法遏制气候变化的趋势，只能设法减缓和适应。金融危机也是如此，我们无法阻止其发生，只能尽量做好准备，以便在危机来临时，减少损失，并适应危机时期的生活。

    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个研究，但是没有于杰这个这么细致，我们实际上就是想从理论上看看能不能提炼一些东西，当时觉得可能这场危机里面有两个链条，第一个就是以能源、化石燃料利用为基础的，所谓的东亚的生产链条，第二个就是以美元体系为基础的美国的这种消费链条，节点可能是美元与石油的结算关系，刚才于先生也讲了，美元是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这个我比较认同。

    我们看到在东亚的生产体系当中，实际上是以所谓的化石燃料的利用为基础，大量的化石燃料的需求，导致所有世界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需求拉动型的价格上涨，油价出现从99年的19美元到7月中旬的147美元，这样的话就导致主要经济体，国内的货币政策调整，必须要应对通货膨胀，这一点我也比较认同，油价的高涨肯定是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没有算得那么细，于先生算得比较细，有一个数量的说法。这样的话，在各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时候，就有一些产业受到影响，我们说在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因而演化成全面的金融危机。从消费链条来看就是周教授说的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这个我也比较认同，美元输出，新兴经济体往美国输送商品，全球经济体失衡，是美元信用的危机，我们说的重谈这个问题，然后出现世界经济不可持续，或者说金融危机。

    我觉得现在大家谈二十国峰会也好，谈金融危机的应对也好，面临全球治理的问题，需要从危机的两个链条入手。第一个大家说的就是所谓美元体系之下的这种大家讲的比较多，我就不说了。我就说一说我对所谓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东亚生产链条的理解。现在大家在找出口，包括我们说美国抑制过度消费，中国抑制过度生产，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出口在哪里？看来现在我们采取的所谓国十条也基本上走的是老路，也摆脱不了我们短期的恢复经济增长，然后再陷入经济繁荣，然后再泡沫，然后再生产销售，可能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经济周期。最近在研究低探经济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方面考虑，低探经济是兼顾所谓低探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要逐步摆脱国内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样的话，实际上可能会减少对主要的能源的需求。第二层面上可能就是保持科学发展，就是不可能通过抑制经济增长来降低燃料的消耗，这是所谓低探经济的含义。

    现在我们说启动内需也好，通过国十条保增长也好，怎么样在投资方向上实现这种所谓发展低探经济的思路？从投资方向来讲，可能需要投向低探的产业和产品，投向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产业，加大关于节能减排研发的投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可能从消费上讲，我们从内需上，内需无法启动，刚才几位老师也讲了，我们现在的价差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从97年来我们一直倡导所谓拉动内需一直也拉动不起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没有给中国所谓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他的所谓后顾之忧，就是社保、教育、医疗，这三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这个内需是拉动不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保增长的措施需要在投资方向和真正能够刺激真实需求的角度努力。

　　本报记者 陆晓辉报道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传统能源如石油价格出现暴跌，对新能源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然而，我国政府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未来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可以预见，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我国新能源产业将迎来发展良机。

　　催生新经济模式

　　２００９年世界经济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泥潭，实体经济出现全面衰退。当人们还在感慨这轮金融危机之猛烈时，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或正在孕育之中。

　　回顾历史，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是以新经济的兴起而宣告结束。比如上世纪３０年代经济萧条期，美国罗斯福新政推出了电子制造业。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经济衰退时，克林顿政府力推新经济发展，以网络经济为主导的新经济再次带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进入黄金时代。而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自参选之日起，就显示出对新能源产业的极大关注，其产业政策中对新能源做出了极大倾斜，计划未来１０年投入１５００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计划到２０１２年，美国发电量的１０％来自可再生能源。

　　面对危机，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新能源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希望以新能源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带动经济发展，走出低迷。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未来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推进洁净煤技术产业化。

　　专家表示，新能源革命或将比工业革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正在发生的新能源革命是人类利用的载体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一些产业链拓展到未来，可能不亚于今天的煤炭和石油对经济的影响，这种变化一旦发生就会为人类社会打开一扇门，而这个过程将不可逆转。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向记者表示，目前是我国发展新能源的一个有利契机。由于新能源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发展新能源会催生很多新行业，带动整个经济利用能源效率的提高，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能源或将成为此轮经济发展的引擎。

　　显现发展良机

　　“当传统能源价格较高之时，是新能源的发展良机；而当经济陷入低迷，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之时，新能源的价格劣势就会显现出来，投资新能源变得无利可图，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不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管清友向记者表示。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新能源行业看似将进入发展的低迷期，但事实并非如此。管清友表示：“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均包含了新能源领域，意图以产业政策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专家认为，目前正是我国发展新能源的好机会，从国家层面将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的发展，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部门探讨了关于碳排放和碳税的问题。政策的强力推动将促进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石油、煤炭等污染较高的能源仍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能源。“传统能源的不节制使用已严重影响了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因此尽快实行能源结构转变成为我国能源改革的重点”。

　　管清友表示，“能源结构转变必须依靠政策的强力推动，包括政府支持、财政补贴、企业减税等措施。”

　　变压力为动力

　　今年１２月哥本哈根会议将就京都议定书再次谈判，预计届时二氧化碳排放等环保问题将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从２００７年起，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排放二氧化碳量最多的国家，面临一定的国际压力。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经过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２００８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能耗比上年下降４．５９％，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４．４２％和５．９５％。从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看，２００７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首次出现“双下降”；２００８年这两项指标继续双下降，而且降幅比上年明显加大；过去３年这两项指标累计分别减少６．６１％和８．９５％。

　　管清友表示：“要想化解国际压力，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宣传力度，用西方人习惯的表达方式宣传我国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向国际社会作出自身可以达到的承诺，例如单位ＧＤＰ能耗等，向世界作出我国加大节能减排的姿态。由于我国政府承诺的国际公信力较高，以此方式不仅可以化解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可以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成绩。”

　　专家表示，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加大清洁的新能源的比重，有助于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大力发展新能源，不仅把绿色能源作为煤炭的替代物，还可以以此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哥本哈根会议或将成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一个新的推动力。

 2009-03-05 王秀强   《中国石油石化》

 　　将外汇储备服务于资源储备，能解决外汇储备超额和石油储备不足的双重问题，但同时应注意到所面临一系列风险。

　　岁末年终，央行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出乎意料：截至2008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数额，既让人喜又让人忧。尤其是在美元贬值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外汇资产出现缩水风险，其安全性和收益性面临考验。如何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已然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伦敦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国正在探索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来为建设服务，把外汇储备用在国外，用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方面。

　　如何安全、合理、高效的配置外汇资产，成为当局正在认真思考的难题。在当前低油价的形势下，业内专家认为，投资于石油资产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也需警惕一系列风险。

　　幸福的苦恼

　　1.95亿美元外汇储备，宛若一个庞然大物。然而，这个庞然大物仍在以每年3000亿～4000亿美元的速度急剧膨胀。“尽管我国外汇储备增速有所放缓，但增长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人士表示。

　　实际上，我国的外汇储备量已经远远超过适度外汇储备量。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专家谈儒勇表示：“通过计算，2008年我国所需外汇储备最低量为6975亿美元。再加上维持汇率稳定和其他特殊需要，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足以满足我国外汇需要。”

　　超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着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的经济实力，但也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一方面，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央行的政策空间被挤压。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中70％是美元资产，随着美元持续贬值和金融危机的蔓延，美元资产正在大幅缩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管清友说，肇因于此，我国的外汇储备十分被动。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不断出台新的救市计划，为救市资金融资，发行大量国债。国债大量发行，国债市场价格必然下跌。如果中国此时抛出部分美国国债，必然蒙受巨大损失。如果美国之外的外国中央银行都不买美国国债，美联储可以直接购买，这个过程相当于美国发行美元的过程，美元将继续贬值，中国同样承受巨大损失，中国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国国债。

　　有鉴于此，金融和能源界专家提出将外汇储备转化为金融和实物资产的思路，增加对能源资源和大宗商品的进口。特别是在低油价的形势下，石油是外汇储备新的投资标的物。

　　石油储备基金

　　作为石油消费大国，直接将外汇储备购买石油，是利用外汇储备服务资源元储备的最好方式。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专家谈儒勇提出这样的设想：建立一个战略石油储备基金，用国家外汇储备一次性向该基金注入1000亿美元（约占我国现有外汇储备的5％），专门用于储备石油的购买。而储备设施的建设、维护与管理费用则由国家财政支出。

　　“在这1000亿美元的石油储备基金中，将三成资金用于购买石油，以达到法定最低石油储备量，促进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建设，剩余资金作为流动资金管理。”谈儒勇说。

　　我国的石油储备工作2004年正式启动，计划用15年时间建成储量约7000万吨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按照2002～2007年我国原油进口平均价格325美元/吨计算，建成7000万吨的储备量，需要耗费227.5亿美元用于石油进口。参照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资金分配比例，储存设施建设与维护的资金投入约需70亿美元，需配套约6亿美元的管理费用，总计303.5亿美元。

　　谈儒勇说：“除去购买石油所需外，剩余700亿美元可作为动态资金使用，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的经济状况和对市场未来走势的判断灵活调整超额部分的石油储备量。”

　　在经济上升期，我国的外贸收入将大幅提高，同时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双重作用下，外汇储备将迅速增加。由于企业的销售状况良好，石油需求量增大，石油进口量也相应上升，此时可加大石油购买力度，增加石油储备量。与此同时，由于增加了石油的进口，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也将缩小，从而减少因巨额顺差带来外贸摩擦的可能性。

　　经济进入衰退期时，石油的需求量将有所降低，外资将出现撤离，外贸收入开始出现下滑。此时，可将高于法定石油储备量的部分石油投放市场，既减少国内石油的进口量，又增加了国家可调用的外汇量。一旦出现外汇储备剧减，短期外汇需求突增的状况，石油储备基金中还有700亿美元的外汇供灵活支配。

　　采用外汇储备注资战略石油储备基金的方式，将有助于同时解决外汇储备和石油储备的动态调整问题。此举不仅有利于解决因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外汇占款过多的问题，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能源安全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具。

　　这样的举措可谓“一箭双雕”。在管清友看来，设立政府能源基金一方面为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和对象。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只能陷入被锁定的状态，利用外汇储备增加能源进口实际上是把外汇资产转化为实物资产，一举两得。另一方面，利用能源基金扩大进口，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此时，适当削减国内石油、煤炭等能源产能，延缓国内资源开发或暂时封存，采取“缓采为储，适度开发”的战略。再者，设立政府能源基金还可以帮助能源企业进行低风险并购、股权投资，有利于国有和民营能源资源企业“走出去”。

　　风险与收益并存

　　用外汇储备服务于资源储备，除了购买石油资源之外，还可以用以购买国外油田、引进先进勘探技术、参股国外石油生产商等，可以将这几种方式有机结合。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些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难题。

　　在国际石油市场直接用外汇购买石油（石油现货和期货），这种方式可能会对近期或远期国际石油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低油价的形势下，其他国家也必将趁机增加石油储备，这样一来石油市场价格的波动将更加激烈。美国能源部1月2日发表声明说，由于国际油价处于低位，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为战略石油储备补充近2000万桶原油。声明一出，国际油价应声大涨。

　　“当然，买现货还存在如何存储的问题，我国仓储的能力比较有限，而且存储的技术比较落后，成本比较高。这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和石油企业的商业储备能力大小。”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说。

　　但是，将外汇储备投资石油期货同样面临相当大的风险。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认为：“现在购买石油现货比较安全。但仍不排除国际油价下跌的可能，我们没法预测油价。油价下跌，将会使得大量石油期货资产缩水。”此外，将中国大量外汇储备投资资源，会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变化，也会间接或直接影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价值。

　　“将外汇储备用以收购国外的油田，这种方式能在增加我国海外石油供给的条件下，不对石油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买油田容易激发矛盾，油气资源国认为我们会控制他们的战略产业。”张明说。

　　相对于前两种方式，购买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加快本国石油勘探开发的力度，是保障我国石油安全最根本的措施。这种方式，不仅不会影响国际石油价格，而且还没有海上运输的风险。

　　“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外汇储备购买一些石油生产商的股票，因为他们股价跟石油市场的涨落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保证国内能源安全。”管清友表示。  

国家统计局1月22日发布2008年全年重要经济数据，2008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9%。其中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管清友向世华财讯表示，从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国内经济在2009年不容乐观，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出现的可能性在加大。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8%，较第三季度下降2.2个百分点，这样的下降幅度很难说国内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管清友认为，按照中心外围的划分，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必然还会导致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或者经济危机，中国逃脱的可能性很小。当前，全球再次进入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时代，中国紧随其后，并且严重依赖宽松经济政策。即便通过这种老办法（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克服了当前的经济危机，那下一个危机仍可以预期，因为困扰国内的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重视。经济发展前景的不乐观势必对大宗商品需求产生重要影响。

国内2008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5.9%，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但12月CPI仅增1.2%。全年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6.9%，同比提高3.8个百分点，但12月同比下降1.1%。

北京中期分析师杨莉娜表示，从CPI、PPI数据来看，国内大宗商品失去了通货膨胀的支撑。从CPI数据来看，12月份只有1.2%，意味着国内消费品物价基本稳定，大宗商品中的农产品不再有通胀的支撑，未来走向将由其供需基本面所决定。从PPI数据来看，12月份为-1.1%，意味着工业品已率先进入通货紧缩阶段，仍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有色金属、能源化工产品价格的下行压力相比农产品更大。

综合上述分析，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即面临经济衰退所带来的需求下降风险，又要承受通货紧缩的压制，其在2009年的前景很难乐观。

(孙朋浩 撰稿)

　　布什走了，奥巴马来了，世人充满期待。

　　金融危机让人们感到前途渺茫，人们需要改变，需要有人带给他们新鲜的空气驱散阴霾，而新人总是比旧人能够人们带来更多遐想。与其说是世人对奥巴马寄予厚望，不如说大家给了自己一个心里安慰。奥巴马的就职演说近乎完美，堪称经典。他宣扬变革，宣扬团结，更重要的他是在重新凝聚美国的民族精神。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奥巴马面临太多挑战：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全球变暖，经济刺激计划等等。而其首要任务当然是将经济刺激计划付诸实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带动经济复苏，那么庞大的救市资金就如同一束烟花，闪过之后一切烟消云散。奥巴马宣誓就职当日，道琼斯指数再次跌破8000点，跌幅超过4%，纳斯达克、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均超过5%，欧洲股市普跌。华尔街果然没有给新总统好脸色，资本市场走势是投资者心态的直接反映，奥巴马的上台并没有打消投资者对经济的担忧。

　　很显然，重新走向繁荣需要一次新的经济革命。如果说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是带动上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走向繁荣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一次引导经济复苏的又是什么呢？理论家没有给政治家现成的答案，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了——这一次，实践者是美国，领导者是奥巴马。

　　以变革者自居的奥巴马可能会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开始其变革之旅，低碳产业和清洁能源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既是经济刺激计划的需要，也是美国安全的需要。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的变革和计划将创造数以百万的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能源安全威胁。正如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提到的，“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这与前副总统戈尔所提到的“我们从中国借钱来购买波斯湾的石油，在燃烧石油的过程中破坏地球”如出一辙。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明白能源战略的调整意味着什么。戈尔认为，这需要彻底地改变，奥巴马则发誓遏制全球变暖的幽灵。能源，将改变美国命运。

　　但是，奥巴马要将气候变化立法和绿色能源投资作为头等大事，必须准备好采取大胆而且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行动。总统虽然换了，但美国的参众两院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即便奥巴马想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他也必须依靠国会来通过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

　　也许是巧合，奥巴马崇拜的林肯总统，戈尔欣赏的肯尼迪总统都在任内遇刺身亡。变革者总是会撬动旧的利益格局，实施不受欢迎的政治行动，其变革之路注定不会平坦。我不知道奥巴马总统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即便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少也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成功，他将是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战略家和改革家。能源，将改变变革者个人的命运。

　　当今世界的确需要一场能源革命。国际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2008》曾指出，人类当前面临两大能源挑战：保障可靠的、廉价的能源供给，实现向低碳、高效、环保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迅速转变。能否成功解决这两个问题，将决定未来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否。无论是否意识到，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当代政治领袖正在领导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起点就是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十八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进行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次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信息革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应对能源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为契机，人类可能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传统的西方工业化道路被修正，发展中国家将不能重复这条道路，人类的价值观将重新回归古老中国“天人合一”的理念，世界经济体系重新走上生态经济之路，人类的文明形态将演化为生态文明。能源，将改变世界的命运。

　　美国遇到的问题，中国同样也必须面对。我深信，曾经创造过上述优秀理念的东方文明古国将在新的世纪焕发青春。中国曾经走过自己的路，也走过别人的路，但最终我们还是要走上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生态文明是中国引领二十一世纪人类发展的最强大软实力。我们不是追随者，我们应该是领导者。我们不是复制者，我们应该是创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史无前例的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把中国推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碳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防止环境污染，遏制全球变暖趋势，保护生态平衡。能源，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近期，中国和美国都制定了庞大的“绿色”经济刺激计划；长期，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已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合作的基础。如果两国在能源与气候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的政策，那么将极大推动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推动绿色工业革命的进程。

　　没什么好犹豫的，直接行动的时候到了。